五禽戏的历史沿革
l先秦——阴阳五行等学说推动中医导引向前发展
导引最初是模仿动物的姿态或集体劳动的动作编排而成。春秋战国时期养生思想与方法渐趋成熟,在商周时代长寿观念的基础上,医家、养生家从治病和养生出发,使中医导引进一步规范。中医导引被赋予了哲学思想,从简单的动作上升到哲学文化的理论高度。老子指出:“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主张不但要养形、养神,还要善于养气,才能延年益寿。庄子发挥老子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庄子·刻意》篇有“吹啕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熊经鸟申”是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二禽戏,延续时间长。影响深远。
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将阴阳五行学说提高到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高度,并利用五德终始的观念延伸到社会历史领域。邹衍无形中为原本根植于阴阳五行的中医导引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空间。《黄帝内经》将“天人合一”的思想纳入中医理论,并在阴阳五行哲学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中医学独特的诊断、养生体系。秦汉时期医学的进步,直接带动了导引术的发展。人们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用“导引按踽”的方法医治疾病,并根据动物的特点发明了“多禽戏”。
2汉代——儒道结合促成中医导引框架的构建
西汉前期,道家思想作为政权的指导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虽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同时把阴阳五行神秘化,提出阴阳五行的分合与五行相胜产生宇宙万物,最终将本来是自然属性的“天”神秘化。使之成为超自然的世界主宰Ⅲ。导引学依据中医学,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同类相应相从、法天则地的准则,认识和推理人体生理及自然变化等规律,生衍出中医养生体系。董仲舒重建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理论体系,维护了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融入儒家思想体系,无形中使中医导引得以继续更好地生存发展。东汉时期,五行学说盛行,并延伸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代,儒道这种特殊的结合,使本身理论体系就根植于道家、阴阳五行的中医导引在理论体系的发展中保证了沿续性,又具备了更有利于社会推广的儒家显学文化背景大环境,诸多有利因素最终促成中医导引在理论和动作体系成型,框架构建完毕。
先秦时期导引术势还较为简单,文献记载中仅见单个动作。后世导引之术多由此得到启发,加以发挥成形。马王堆汉帛画《导引图》、张家山汉初竹简《引书》、东汉崔实《政论》、晋代葛洪《抱朴子·杂应篇》等中也有熊经、鸟伸、龙登等模拟动物类导引式名,《淮南子·精神训》更有熊经、鸟伸、凫浴、猿躞、鸱视、虎顾6个导引式名。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人物多为男女老少均有,庶民衣冠,表明导引术在汉初已很普及,是了解汉代导引发展的珍贵资料。《导引图》中有大量摹仿鸟、鹞、鹤、鹳、猿、猴、龙、熊等动物姿态的导引术式,如“信”(鸟伸)、“沐猴欢”、“龙登”、“鹞背”、“熊经”,较《庄子》记载有所发展,与五禽戏相近,仅缺鹿戏与虎戏。
西汉初年刘安《淮南子·精神训》载有6个导引术式,六禽中有3种属鸟类,与当时追求“羽仙”的思想相符。“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据脏腑与天地相参的理论将六禽戏与脾、肾、肺、肝、胆、心五脏一腑相合。开始提出传统导引术式可作用于脏腑,后来逐渐发展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归类。东汉末年,华佗继承前人导引术,在五行学说指导下,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继承和发展前人关于禽戏的思想,把“熊经鸟伸”发展为“五禽之戏”。五禽戏在理论与术式等方面基本继承六禽戏,减去原属于胆功的“凫浴”。并改“鸱视”为“鹿戏”。华佗五禽戏中虎、鹿、熊、猿、鸟5种导引术式,可用五行、藏象、气血、经络等学说来解释其功用,通过锻炼实践加以验证。具有充分的医学理论根据,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哲理境界,中医导引的理论框架基本构建成型。《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初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论衡·道虚》提及李少君、东方朔等人以“导气养性”;《后汉书·逸民列传》亦有矫慎“仰慕松、乔导引之术”。
东汉后期,居于南方各地的方士发展迅速,强身健体的导引术得到极大推广。导养之风东汉盛于西汉,《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许多方士都是精于导引的养生家。人们以手、眼、身、步来模拟禽兽的动作、姿势和神态,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寓医理、养生于生物形象的“戏”中,导引在养生方面的应用有新的进展。
3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对中医导引促进与制约同时存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导引术专著和导引图相继出现,导引的术势和名称名目繁多,相关记载也更多。最早用文字记载五禽戏的是西晋陈寿编纂的《三国志·华佗传》,《后汉书》所记与此基本相同。遗憾的是均仅有文字记述,具体动作无详细记载,无从引证。据《华佗别传》中记载,“吴普从佗学,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为五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语诸医。”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遐览篇》中记载有《按摩经》《导引经》10卷,并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鸟伸、天侥、地仰、猿据、兔惊等各种名称。后世流传的多引自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文中收录华佗《五禽戏诀》《导引经》七势等重要辑本,使不少文献得以保存。《导引按摩篇》对“狼踞鸱顾”、“五禽戏”等几种导引术势作了具体记载,并绘制《导引养生图》一卷(已佚)。其中华佗五禽戏歌诀,模仿虎、熊、鹿、猿、鸟的活动形态编制出一套导引,记有动作详细内容,是目前可见较早具体练法的文献。“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二掷,长引腰,乍却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二,左右伸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猿戏者,攀物自悬,伸缩身体,上下一七,以脚拘物自悬,左右七,手钩却立。按头各七。鸟戏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鼓力,右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距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夫五禽戏法,任力为之,以汗出为度,有汗以粉涂身,消谷食益,除百病,能存行之者,必得延年。”南北朝距东汉末年不过300年,陶弘景记述的五禽戏动作应比较接近华佗创编的五禽戏,但具体操作难度较大。
邹衍、董仲舒、周敦颐等人把阴阳五行逐步而系统地引入儒家思想体系,原始中医导引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文化大背景下,从单一动作发展为健身法,最终集养生思想、健身功效于一体,哲学背景的注入扩展了中医养生导引的生存空间。禽戏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效果被历代养生家称赞,经过魏晋南北朝五禽戏突破了单势导引的局限。动作各异,势势相承,神形兼备,注重意守及与呼吸的配合,既独立成节又连贯成套。
但儒家尊经崇古,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医导引基本框架一经确立,就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历代的增补、变化都很小,与经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治学传统如出一辙。中医导引的基本框架在汉代已经形成。但在儒学取得了支配地位之后,理论发展几乎没有质的突破,只是应用的推广、经验的积累。导引发展过程中也不知不觉中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并随着儒家“重实际而黜玄想”的观点,中医导引向经验化方向发展。
至隋唐时期,华佗五禽戏发展放缓,体现出重应用的流行趋势。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辑录了导引专书的大量文字,有近300种的具体术式和操作方法,其中也有摹拟动物的名称,如龙行气、蛇行气、龟行气、鸯行气、雁行气、虾蟆行气等。唐代柳宗元对当时操练华佗五禽戏的情况作了“闻道偏为五禽戏”的描述。唐代孙思邈继承华佗的医学思想,提出适当运动,包括华佗五禽戏、天竺国按摩十八式、老子按摩法等。华佗五禽戏在隋唐时代不仅用于锻炼身体,而且用来治疗多种疾病。
4宋、明、清——儒家济世思想使导引书籍大量存世
宋历朝统治者认为,提倡医术、刊行医书,是儒家“仁政”的体现。政府组织医书的征集、汇编、整理、校勘和出版发行工作,大批医家也正是怀着儒家“济世”思想著书立说。宋代印刷术的发明,更是有力的推动剂,中医导引书籍大量存世,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演绎更为常见。
宋真宗时,张君房认为陶弘景所辑《华佗五禽戏》资料较为真实,遂编人《云笈七签》。宋代陆游《春晚》“啄吞自笑如孤鹤,导引何妨效五禽”,《遣怀》“不动成罴卧,微劳学鸟伸”均可佐证当时五禽戏较为流行的盛况。
明清时期,华佗五禽戏的研究专著很多。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赤凤髓》中介绍了羡门虎势戏、庚桑熊势戏、士成绮鹿势戏、费长房猿势戏、亢仓子鸟势戏,还收有许多动功和静功的口诀。清道光壬辰年刊行曹无极的刻本《万寿仙书·导引篇》中载有《五禽图》,绘有五张图形及附有图解,书中所介绍的导引姿势与马王堆3号墓的《导引图》有类似之处,对研究五禽戏功法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席锡蕃的《五禽舞功法图说》等著作都图文并茂,且有神态要求,并结合气血的运行,较详细地描述了五禽戏的习练方法。这些五禽戏功法与《养性延命录》所载有较大出入,五禽动作均为单势,排序也变为“虎、熊、鹿、猿、鸟”。清人在传统5种术势外,加入“鹗顾势”和“狮舞势”,作七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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