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名翟，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利民、尚贤为支点，是中国古代官德修养的重要思想体系之一。

    思利寻焉，忘名忽焉。修身思想是墨家思想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墨子·修身》中，墨子强调：“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认为，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人；君子能够明察远近，提高自身的修养。君子看到左右之人非但不能修养品行，还要诋毁自己，就反躬自问，这样他们的抱怨和诋毁之言减少，品行也得到修养提高。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贫穷时要表现他的廉洁，富足时要显示他的义气，生时被人爱戴，死时为人哀悼，这四个方面不可虚假，而且要反身自问是否有虚伪之处。存在心底的是无尽的爱；自身的举止行为是无限的谦恭；出口之言无限的善良。能够使存在于内心之爱体现于外表行为，一直到年老，还坚持不懈修身的，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墨子指出，意志不坚强的人，他的智慧就不能充分发挥；讲话不守信用的人，他的行动就不会果敢；有雄心而不能持久，以后一定懒惰。水源浑浊则流水不清，行为不可信则名誉必损。名声不会轻易得到，树立名声不能取巧。君子的言行是一致的。那种只是想着牟利，不顾名誉，这样可以为天下贤士的，是从来没有的。

爱民不疾，民无可使。墨子说：“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冶要也。”他认为：凡是要使百姓与统治者同心同德的，如果不关心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百姓就不能受统治者驱使。所以，统治者必须切实爱护自己的百姓，以诚信仁爱之心对待他们，首先带领他们过上富贵的生活在前，用严明的法律进行监督、惩罚于后。如果这样施政，即使百姓想与统治者不一致，也将办不到。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将在国中实施仁政，追求做贤明的施政者，对上要符合圣王之道，对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此对尚同这一主张不可不予以审察。与民同甘苦是施政的根本和统治的关键。

    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还系统论述了“尚贤”的思想。墨子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巳。”墨子认为，在天子、诸侯等统治者施政于国家的时候，没有不把尊敬贤者、任用能人参政作为国策的。因此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增多，则国家就会被治理得很好；贤能之士很少，国家就不会安定和谐。因此，当权者必须把选拔贤能作为重要事项，招揽更多贤能人才为自己国家所用。他强调：“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倘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

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如果治国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治国不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想要师法尧舜禹汤治国之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所以，重视贤能的人，就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墨子还指出：“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意思为，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只要有能力的就可以选拔任用，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重任，给他权力。另外还要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给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在这里，墨子把“贤”作为选官的唯一标准，其身份、地位、职业等等社会因素都不可影响人才的使用。并建议举公义，避私怨，要量才而任用，量功而分禄。